看到6月份工资条的那一刻，朱礼傻了眼。从年初起，工资单上的数字就与CPI涨幅成反比，节节下滑，这个月又缩水25%。
2000年的时候，朱礼对电力公司员工收入水准并没有概念———那时他还在长沙电力学院读书。200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部地区的一家火电厂，虽然与大唐、华能等一线企业尚存差距，但2000多人的火电厂也算得上是一家中型火电厂了，收入方面也不错，年薪可达8万元。
在朱礼拿到电厂发给他的第一个月工资的那一刻，他曾豪言，要在奥运之年完成“五子登科”大计。他的底气来自于电厂所说的“给所有职工集体学驾驶，每年组织2次境外游，员工买房买车电厂提供免息贷款……”然而，不幸的是，这不过是电力系统超国民待遇辉煌的余辉而已。
拐点出现在2006年。一篇《倒闭电厂抄表工年薪10万》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的压力使得各省市的电力企业掀起了一轮减薪潮。那一年，朱礼的薪水有了较大的缩水，较同城其他单位而言，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而近一年来，由于单位效益日渐下滑，朱礼的工资一直在呈下降态势。从过去月薪近万元到今年6月份2000余元（扣除税收及保险），朱礼深切感受到了火电企业从盛到衰的过程。
刚进电厂的时候，朱礼的工作与诸多电厂工人一样，每周一至周五呆在市区20公里外的电厂负责调度室，只有周五下班后才能赶回市区过都市人的生活。
在过去的几年，每到周五傍晚，回到市区的电厂职员就会三三两两到附近的一家三星级酒店打发时间，酒店成了当时电厂职员名副其实的会所。酒店掌柜谭老板对电厂职员不仅非常客气，而且还经常在他的朋友面前说：“嫁人就要嫁电厂人。”因为精明的谭老板很清楚，是电厂的职员养着自己的酒店———约7成营业收入是电厂职工贡献的。
这家酒店是朱礼以前回市区请朋友们聚会的老地方。而今，已经晋升为电厂部门负责人助理的他却与这家酒店陌生了起来。
“现在电厂的待遇已经跟其他单位没什么两样了。以前每次周末回城里跟朋友聚会，多数情况都是我埋单。现在情况不同了，请客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底气，只能经常呆在家里与电视共度周末。”朱礼似乎很不适应目前这种寡淡的生活。
如果说前一轮减薪是因为舆论的压力，那么最近的降薪则完全是电厂效益下滑所致。
燃煤成本占到了电厂成本的绝大部分，近年来由于煤炭价格不断上涨，诸多火电企业都陷入无钱买煤的困境。现金流的危机让电厂只好通过压缩员工工资来“节流”。
事实上，国有发电企业的员工工资确实大大高于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补贴名目繁多，数额不菲，冗员也很多，作为技术人员出身的朱礼坦承，电厂的人力成本确实有压缩的空间。
不过，减薪即便救得了急，也救不了长远。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百万装机容量的电厂按照2000人规模计算，即使一个月每人减薪200元，一个月节省下来40万，按照每吨煤600元的价钱计算，只能买600多吨煤，这仅是该电厂一天耗煤6000吨的一个零头。“要想有好日子过，还得靠电价上调。”朱礼说。
因为电厂的效益已经连续两年呈下滑趋势，银行对电厂的贷款也在不断下调。今年4月份，银行甚至以各种理由拒绝对电厂发放信用贷款。无奈之下，电厂只有将过去的股权投资及两栋办公楼拿出来做抵押，才解了燃“煤”之急。
这两年，朱礼的荷包瘪了下去，可煤炭工人的工资却节节攀升，并成了这座城里的新贵。而今，酒店谭老板那句口头禅已经变成“嫁人就要嫁煤矿人”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朱礼苦笑道。